为给自己的贪腐行为做辩解，一些贪官抛出各种奇葩理由。有贪官说老板逼着收钱，也有贪官说受贿为了病重的母亲，甚至还有官员拿工作做借口。比如邓交生，就拿工作做借口为自己抽高档烟辩解——这旗子扯得够大，居然将高档烟与招商引资以及地方经济形象联系了起来！
按照邓交生的意思，如果烟抽得太差，外界会认为这地方经济发展不咋地，由此可能导致一些企业老板不愿意到当地投资。但问题是，那些老板难道会被一包高档香烟给迷住，简单地以烟的好坏去考量一个地方的投资环境和经济实力？如果说这个条件成立，那些不抽烟的官员恐怕都不用出去搞招商引资了。也许有人会说，或许正是弄不明白这么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，邓交生面对自己的奢靡生活，面对干部群众的微词，才没有及时警醒、反思并改过，而是为自己找高大上的理由，继续自我麻醉。
与其说邓交生是幼稚，不如说是狡猾。这是因为，以招商引资、经济发展的理由为自己抽高档烟辩解，实则是试图为自己主观层面的奢靡意识扯一块遮羞布。高端、大气、上档次的奢靡生活的背后，是畸形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作祟。事实上，邓交生在后来的忏悔中说：“腐朽生活方式成为我新的追求，名车、豪宅、高尔夫、私人会所等所谓的‘高尚生活’元素诱惑着我，我对金钱的态度开始发生大变化，最后是来者不拒。”从这一点可以看出，邓交生对自己奢靡生活的真正原因是有清醒认识的。
奢靡腐朽的生活需要建立在相当优越的物质基础之上，邓交生自然难以通过合理合法的收入实现这一点。从这个角度看，“奢靡”不仅是一个官员三观扭曲的表征，更可能是诱导官员腐败或已经陷入腐败的重要参数。这一点，从很多走上腐败深渊的官员身上也一再得到了印证。
新修订的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明确规定，“生活奢靡、贪图享乐、追求低级趣味，造成不良影响的，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。”根据《条例》精神，领导干部用自己的合法收入大肆挥霍尚不许，更遑论用贪污腐败来的钱满足一己之私了。谁若不拿这条“红线”当回事，谁就要受到应有的惩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