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所派驻的鹿城区南汇街道巨一村属于鹿城区新中心地带的城中村，全村的大部分区域已完成拆征，但是还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正在解决中。今年三月，我市开始部署“村改居”试点工作，鹿城区确定在南汇、滨江、南郊、双屿四个街道各选择一个村作为试点村，南汇街道已初步确定巨一村为试点村。我与南汇街道相关分管领导、业务科室，以及巨一村两委干部一起进行了前期调研，梳理了相关问题与困难，现就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三个共性问题谈一下我们的思考和建议。

（一）村民利益问题。目前的现实情况是村民在各方面（如拆迁政策、独生子女保险、辖区学校入学、村集体收入的税收等方面）都比城市居民有更多的实际好处，村干部的收入也远远高于社区干部，要进行“村改居”试点，首先就要解决如何提高村干部与村民积极性的问题，因为“村改居”最终必须要由村民大会通过决议。所以，我们建议在做出顶层设计的相关文件中，明确村民待遇不降低的原则，以及由各相关部门出台具体的配套规定，来打消村民顾虑。

此外，仅仅是村民待遇不降低，可能仍然难以提高村民的积极性。如政府的财力允许，若能够额外给予村民利益（如二、三产返回指标），当然能提高村民积极性，但目前来看出台这种政策的可能性很小。那么我们又有什么其他合适的抓手来提高村民积极性呢?我们的建议是将“村改居”试点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相结合。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是本来就应该解决的，只是因为大拆大整、大建大美工作千头万绪，各街镇、各部门都有大量的事务需要处理，一时间没有办法将所有问题都提上日程解决，而各城中村的历史遗留问题往往又比较复杂，涉及到多个部门的协调，所以就耽搁下来了。解决这些问题，政府并没有增加额外的支出。实际上，加快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，于政府、于村集体（或村民）都是有利的，是双赢的。如果我们进行政策倾斜，对“村改居”试点村的历史遗留问题优先协调各部门进行解决，就有了提高村民积极性的抓手。

（二）股改问题。“村改居”后原行政村、自然村及村两委、村民代表大会即不复存在，原村集体资产需平移至村股份合作社由原村民按股份比例享有。虽然村集体资产总额因市场价格的变化总是在浮动中，只要将资产项目核对清楚，是否评估出资产总额并非至关重要。但是各村民所享有的股份比例必须先行量化固定，这一步未顺利完成，股份合作社是无法完成规范登记的，也容易在今后引发争议乃至群体性事件，以及还涉及到复杂的程序性障碍（股改方案、村民股份比例的量化确定，需村民代表大会通过，而“村改居”后村民代表大会已不复存在）。所以，我们认为“村改居”试点工作的开展应当以村民股份比例量化固定、股改完成为前提。

巨一村原来在形式上是完成了股改的，但仍有历史遗留问题（公务员持股问题）存在，股权证亦未发放，这一点对于“村改居”试点工作的开展来说确为不利因素。但是，据我们初步了解，大部分城中村的股改都还不属于实质完成，此外，有部分城中村还没有进行股改。因此，我们建议将股改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纳入“村改居”试点工作顶层设计的范围，并在试点工作实际推进中前置予以解决。

（三）是否规定村集体资产留存比例或数额的问题。城中村拆征后，虽然绝大多数村民家庭都获得了数百万乃至数千万的补偿，目前生活无忧，但是鉴于村民整体素质不高、大量中年村民没有工作的现实，他们的资产保值增值的能力很弱。而我市目前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尚不能做到全员覆盖，一旦部分村民将财富挥霍一空，如果没有一定数额的集体资产作为解决其生存保障的安全垫，将来可能会产生我们政府难以解决的严重社会问题。所以我们认为，在进行“村改居”试点工作顶层设计时需要硬性规定村集体资产留存比例或数额（根据原村民人数来确定）。

当然，鉴于村民对村干部普遍不信任的现实情况，我们要做大量的工作来引导、说服村民，获得他们的支持来通过留存村集体资产的决议，这的确会使“村改居”试点工作的开展具有一定的难度，需要付出更艰辛的努力，但我们认为这些付出是有价值的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当顶层设计硬性规定了村集体资产留存比例或数额时，我们开展工作就有了政策依据，也就相对容易做通村民的工作。另外，村集体资产平移至股份合作社后涉及的税务问题也比较复杂，如果相比较于现在的村集体而言，股份合作社需额外支出税务成本，“村改居”试点工作也很难获得村民的支持，所以需要税务部门研究解决予以政策支持。（鹿城组 郑国栋供稿）